September 22, 2005

理髮、莫札特及其他

水嘩啦嘩啦地在頭上沖,沿著頭頂流到後腦,有些沿著太陽穴流下,流到耳邊,停在耳窩。沒有哼出來,哼也沒用,反正就讓水滴留在那兒好了。當一切放慢,理髮就漫長得如一場婚禮,而且總會有些不如意。

只是剪髮而已,而且不過是剪很簡單的式樣,兩邊的長度竟然有點不一樣。師傅另有客人在,堅持說長度沒有不同,即使有,也不過是差一根牙簽的闊度。難得他這麼有幽默感,只好禮貌地笑了,決定還是回家自己再修剪罷。

回家後一邊剪髮一邊聽莫札特。即使是以電腦的唱盤播,Gieseking還是令人心境澄明。儘管好些人不怎麼喜歡他對莫札特的詮釋,認為太過不動聲色不動感情,但我總覺得他的莫札特小品有種理智的喜悅,靈巧而不失節制,或者更近於我想像中的古典世界。不過話說回來,還是最喜歡他彈德布西。

百老匯電影中心將上映布紐爾的《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好久以前有人以這套電影去約會女孩子。哈哈,現在大概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September 15, 2005

貧富分化與教育改革

賈樟柯《站台》裡令人難忘的一幕:三明跑下山坡,把下煤礦得來的五塊錢工資,慎重地交給表哥崔明亮,讓他轉交姐姐文英,「告訴她一定要考上大學,再也不要回這村裡了。」崔明亮接過錢,眼睛有點濕了。他回到汾陽以後,把六倍的錢交給文英。

《站台》一幕,實實在在地表現了中國老百姓對於教育脫貧的夢想。教育作為社會財富和地位再分配的方法,在中國社會裡向來行之有效。中國封建社會裡,只要一朝考取功名,就可攀越社會階梯,離開原來的階層。十年寒窗,求的除了報效國家,大概還有物質生活的徹底改善,脫離「世襲」式的貧窮。到了現代社會,雖然科舉已被廢除,但所謂「知識改變命運」,說的也是同樣的道理。基層家庭的孩子,如想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多半是靠用功讀書,考上大學,畢業後在大城巿大機構找份好工作。

然而教育真的可以改變當前貧富分化的問題嗎?答案或是令人憂慮的。尤其當教育的形式開始改變,大學入學資格再不能單以「苦讀」換來,教育開始無力拉近貧富的分野,甚至隱隱然將之激化。

梁文道曾指出,過去以死記硬背為基礎的教育(或考試)方式,對於來自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學生,仍是比較平等的,因為它所要求的,主要是勤奮和小量的技巧,這使過去許多來自貧寒家庭的子女可以經過教育和考試晉身中產階級。然而,在一片教育改革的呼聲中,學校教育日益注重啟發而非記誦,對學生的要求亦有所改變:我們要學生擁有綜合、理解和分析能力,能靈活擷取資訊,並可與人溝通合作。

這些無疑都是美好的願望,不過卻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教育於社會財富和地位再分配的功能。許多來自基層的孩子,在這種「開放進步」的教育改革中成了「先天」的失敗者,這並非因為他們智力不足,而是這些能力的培養需要良好的家庭(經濟)環境相配合,幾乎不能單單在學校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學習得到。許多學校的參觀或考察活動,不但要求學生自行付費,有時還得家長陪同指導——對於父母受過良好教育、收入不錯的家庭來說,或許問題不大,然而對於生活足襟見肘的階層,莫說要父母請假「伴讀」,單是這筆額外開銷已經是一大問題。

這種教育改革明顯來自城市人的勞動模式和文化。上述各種能力的培養,都是為了適應城市的經濟和文化活動,而與農村生活完全脫節。試想想,我們怎可能要求一群住在中國偏遠農村的小學生,合作做一份關於巴黎鐵塔的「考察報告」?即使在城巿裡,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通識教育科目的表現也是有差別的:其視野和眼界,在在與其可供使用的資源成正比。如果教育改革無視城鄉分野和貧富分化,而以城巿中產階級的邏輯繼續發展下去,將使我們的下一代劃分成兩種人:一種擁有優越條件,在啟發式的教育下造就個人良好發展,另一種局限於物質條件,一開始就失掉了進一步升學機會,永遠留在社會的底層。

教育改革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恰恰顯示了我們當前正處於一個「斷裂的社會」。根據學者孫立平的看法,「斷裂的社會」是分裂的社會,其不同的部分幾乎處於完全不同的時代,無法形成一個整體。多個時代的社會成分共存在一個社會之中,導致同一時間裡出現了多種來自不同社會成分的訴求。尤有甚者,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社會不同部份要求的異差,有時會達到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在社會中處於邊緣的群體(如農民),雖然他們觀看的電視節目和城市人幾乎如出一轍,但那些電視劇的內容,與他們幾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屬於他們的時代。

貧富分化早已使我們的社會形成斷裂,而目前教育改革的路向,或許正使我們朝著更極端的路走去。當《站台》中的崔明亮,能洞悉五塊錢不足以為文英付學費;在現實中的我們,又是否應該明白,無視貧富差異的教育改革,已經不足以完成社會財富和地位的再分配?

(原刊於《中國經營報》總第1620期,2005年9月5日。)

September 11, 2005

翻譯的(不)可能性

翻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明末傳教士來華,開始把西方天文、地理、自然科學知識引介到中國,又把中國典籍翻譯到西方去。到了晚清,大量西方哲學、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中文。根據陳平原的統計,從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一期間,共有六百一十五部外國作品的中文譯本面世。這些翻譯直接地影響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要研究中國現代性,翻譯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環。

若要對這個晚清以來極為重要的文化現象有更深刻理解,我們必須擺脫把翻譯視為「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想法。這種對於翻譯的刻板想像,只會使我們與許多重要的文化現象失諸交臂。事實上,自七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作為一門嚴肅學科,已逐漸從原著和譯作語言的比較,推及至關心翻譯活動中包含的文化政治問題。正如王德威指出,晚清翻譯活動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西方著作的中譯,它更將西方的敘述模式、文體特質、感情語境和意識形態的概念,同步「移植」到中國來。

在中國的近代語境中,翻譯除了是文學事業,更是政治和歷史的行動。面對「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引入了「物競天摘,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這本譯作在近代中國形成了一個認識論的轉換,開啟了五四以「現代」取代「傳統」、以「新」打倒「舊」的激烈反傳統話語,徹底影響了整個世紀中國人對歷史和世界的理解。「翻譯救國」,成為了許多清末民初的文人,甚至當代知識份子自覺的文化使命。

翻譯與改編

晚清文人對翻譯的理解,與現在可謂大相逕庭。正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當時的翻譯一般採用意譯,但卻常常不忠於原著,譯者基於各種考慮,將原著進行節譯、撮譯,甚至把原著刪改和重寫,轉變文字風格,以求更切合中國「口味」和「國情」。例如,林紓在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和《迦茵小傳》時,就刪去了不少有違中國傳統禮教的情節;包天笑不但把《愛的教育》(中譯作《馨兒就學記》)的內容大幅刪減,甚至把書中的外國名字、習俗、起居都一律中國化。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翻譯」其實與「改編」相差無幾。若以「信、達、雅」作為衡量譯作優劣的標準,晚清的翻譯在「信」這一項上得分實在偏低。

然而,弔詭的是,這些失真的譯作,並沒有因此而受到讀者的離棄。事實上,林紓以桐城古文翻譯的西方小說,在當時極受歡迎而且評價極高。錢鍾書感到,林紓的補充和潤飾,使狄更斯作品的中譯本顯得「語言更具體,情景更活潑,整個描述筆酣墨飽」。在晚清的特定語境中,譯作似乎曾經在某程度上得到短暫的解放:它擁有了自己獨立的生命和藝術性,甚至超越原作水平的機會。

不透明的翻譯

事實上,建立一種完全忠於原著的譯本,很可能不過是緣木求魚。翻譯的基本假設是,兩套語言是可以互譯的(甲語言的某詞相等於乙語言的某詞)。然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語言之間雖有互相重疊的地方,但並不完全一致。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中提出,語言和語言之間的互譯性是建構起來的。觀念和理論的旅行,很多時候都依靠翻譯,而語言本身帶著很多文化因素,因此她認為,翻譯並不是透明的,我們需要在實際歷史語境中,考察各種新詞語和新概念在進入另一種語言時,如何獲得合法性,以及如何在地域性環境中得到(再)創造。

面對大量新詞語、新觀念湧入,晚清民初的翻譯家在漢語裡找不到相應的詞語,唯有自鑄新詞,在古代漢語尋找靈感,又或借鑑日語譯法。因此,英語的「individualism」和漢語的「個人主義」之間,並無本質上的必然關係,它們的所謂「對應」關係不過是歷史實踐的結果。個人主義觀念引介所牽涉的,除了是翻譯的問題,更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現代性,以及各種歷史運動緊扣在一起。故此,翻譯已經遠不是一個「忠實」、「原教旨式」的問題,而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有關「詮譯」和「再生產」的問題。

不可能的翻譯

當西方作品被譯介到中國的同時,中文著作亦進入了西方的視野。中國詩,尤其是傳統舊詩的翻譯,常常被認為難以譯得形神俱似。不同的譯者對於押韻、對仗、用字、意境有不同的偏重,各有不同的譯法。龐德的唐詩翻譯使人印象深刻,並對英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由於犧牲了語法,造成不少西方讀者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同樣道理,《尤利西斯》雖然已經有兩個中譯本,但我們讀來仍會因語言轉換所造成的流失而感到遺憾。那麼,世上是否真的存在著不可能的翻譯?

班雅明在此提供了一種特別的看法。他認為,可以傳世之巨著往往對後世有一種神秘的呼喚,以致它必須被翻譯。翻譯把原作帶入歷史領域,並使之得到死後生命(nachleben / after life)。原作每次在新的語境被重譯,當中被掩蓋的元素就會被重新突顯出來。換句話說,翻譯是揭示原作「真理」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正正是原作獲得死後生命的契機。因此,班雅明認為,一本真正的巨著,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被翻譯,因為每次翻譯都將揭示出某段真理的碎片。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中國詩和《尤利西斯》就需要被不斷地翻譯,以暲顯作品中無窮無盡的真理。

(本文另一版本見2005年3月18日《信報》)

September 09, 2005

故事一則

有這麼一個故事:

男孩和女孩相愛。一些外力,使本來不一定的會結合的兩個人,結合了。男孩感於女孩的聰慧,女孩喜歡對方理想的光環。曾經有一段時間,兩人的愛情建立在共同分享之上。然而,男孩漸漸發現女孩只顧著日常生活的世界,而社會現實亦使男孩覺得牽著這樣一個女孩很煩惱。最後,男孩決心把女孩甩掉,一方面是因為要過生活,照顧不了;另方面,是覺得大家好像已經不再志同道合了。無論如何,他要開始新生活。而女孩呢,死了。

如果這個故事顯得太過五四,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個五四的故事。每次讀〈傷逝〉總覺有太多太多的無奈。愛情常常由於誤認。最初你是你,我是我。然後大家在猜猜度度中,以為我是你,你是我。其實大家都不過是和自己談戀愛,最終都是寂寞人。〈傷逝〉所關心的不只是「娜拉走後怎樣」,更是發現兩人步調或層次不同的無奈。抉擇必伴隨悔恨,魯迅讓涓生作出選擇,而他與許廣平卻廝守終身。大概經歷過與周作人的決裂,他再也承受不了多一次的分離。林賢治在〈一個人的愛和死〉中,把與許廣平婚姻的不幸寫成魯迅在「無愛的人間」死去的重要原因。林賢治是站在同情魯迅的一邊的,當然,魯迅為何留下來,只有他自己知道,亦只能由他負責。

朋友在筆戰,某些段落很是蒼涼。這樣的筆戰讓我有過度的移情和投入,並讓我想起其他的一些事情。

September 06, 2005

甚麼都沒有發生


喜歡《珈琲時光》因為它是部安靜的電影。如果電影是在二維空間製造三維空間的幻覺,那麼《珈琲時光》就是在甚麼都沒有發生中創造了一切。兩人安安靜靜地坐在一起,或默默地步行,然後,告別。平坦如鏡,連暗湧都沒有。說兩人是默契嗎?也不貼切。那種感覺如讀廢名。取法乎上得其中,侯導大概與沈從文是有點心心相印的。《珈》能洗練心情,踏出電影院,天朗氣清,人間所有煩惱經已遠去,忽然想起〈蕭蕭〉結尾的氣氛。

讓甚麼都不發生的電影,還有另一種形態。大島渚的《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和《御法度》刻意把一切壓下去,讓觀眾等待張力的崩潰,但最後還是繼續擺出拒絕的姿態,讓一切沉默。大三那年初看《戰》,一舊雲之餘發現壓抑和殘忍也是愛情的方式。於是一發不可收拾,村上春樹、黃碧雲、蘇偉貞、邱妙津,看到人都癲。最終把暴烈還給暴烈,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仍舊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那山那水,已然不一樣。

發作

最近迷路症愈見嚴重,五天內共計三次,其中兩次於同日發生。

1. 找不到旺角道x號,一直走到豪華戲院,最終要打電話求救。原來不過在旺角地鐵站側。離開的時候,好心人還怕我不懂回去,言詞懇切地教我怎樣返回旺角地鐵站。
2. 滿有信心到達集合地點,然後發現去錯地方。身水身汗儀態盡失並遲到。
3. 不知怎樣從長安村去青衣城。午夜時分落錯車兜了九里路才返回正確路線。

凡與我相見的,請多加照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