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站台》裡令人難忘的一幕：三明跑下山坡，把下煤礦得來的五塊錢工資，慎重地交給表哥崔明亮，讓他轉交姐姐文英，「告訴她一定要考上大學，再也不要回這村裡了。」崔明亮接過錢，眼睛有點濕了。他回到汾陽以後，把六倍的錢交給文英。《站台》一幕，實實在在地表現了中國老百姓對於教育脫貧的夢想。教育作為社會財富和地位再分配的方法，在中國社會裡向來行之有效。中國封建社會裡，只要一朝考取功名，就可攀越社會階梯，離開原來的階層。十年寒窗，求的除了報效國家，大概還有物質生活的徹底改善，脫離「世襲」式的貧窮。到了現代社會，雖然科舉已被廢除，但所謂「知識改變命運」，說的也是同樣的道理。基層家庭的孩子，如想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多半是靠用功讀書，考上大學，畢業後在大城巿大機構找份好工作。
然而教育真的可以改變當前貧富分化的問題嗎？答案或是令人憂慮的。尤其當教育的形式開始改變，大學入學資格再不能單以「苦讀」換來，教育開始無力拉近貧富的分野，甚至隱隱然將之激化。
梁文道曾指出，過去以死記硬背為基礎的教育（或考試）方式，對於來自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學生，仍是比較平等的，因為它所要求的，主要是勤奮和小量的技巧，這使過去許多來自貧寒家庭的子女可以經過教育和考試晉身中產階級。然而，在一片教育改革的呼聲中，學校教育日益注重啟發而非記誦，對學生的要求亦有所改變：我們要學生擁有綜合、理解和分析能力，能靈活擷取資訊，並可與人溝通合作。
這些無疑都是美好的願望，不過卻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教育於社會財富和地位再分配的功能。許多來自基層的孩子，在這種「開放進步」的教育改革中成了「先天」的失敗者，這並非因為他們智力不足，而是這些能力的培養需要良好的家庭（經濟）環境相配合，幾乎不能單單在學校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學習得到。許多學校的參觀或考察活動，不但要求學生自行付費，有時還得家長陪同指導——對於父母受過良好教育、收入不錯的家庭來說，或許問題不大，然而對於生活足襟見肘的階層，莫說要父母請假「伴讀」，單是這筆額外開銷已經是一大問題。
這種教育改革明顯來自城市人的勞動模式和文化。上述各種能力的培養，都是為了適應城市的經濟和文化活動，而與農村生活完全脫節。試想想，我們怎可能要求一群住在中國偏遠農村的小學生，合作做一份關於巴黎鐵塔的「考察報告」？即使在城巿裡，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通識教育科目的表現也是有差別的：其視野和眼界，在在與其可供使用的資源成正比。如果教育改革無視城鄉分野和貧富分化，而以城巿中產階級的邏輯繼續發展下去，將使我們的下一代劃分成兩種人：一種擁有優越條件，在啟發式的教育下造就個人良好發展，另一種局限於物質條件，一開始就失掉了進一步升學機會，永遠留在社會的底層。
教育改革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恰恰顯示了我們當前正處於一個「斷裂的社會」。根據學者孫立平的看法，「斷裂的社會」是分裂的社會，其不同的部分幾乎處於完全不同的時代，無法形成一個整體。多個時代的社會成分共存在一個社會之中，導致同一時間裡出現了多種來自不同社會成分的訴求。尤有甚者，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社會不同部份要求的異差，有時會達到無法互相理解的程度。在社會中處於邊緣的群體（如農民），雖然他們觀看的電視節目和城市人幾乎如出一轍，但那些電視劇的內容，與他們幾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屬於他們的時代。
貧富分化早已使我們的社會形成斷裂，而目前教育改革的路向，或許正使我們朝著更極端的路走去。當《站台》中的崔明亮，能洞悉五塊錢不足以為文英付學費；在現實中的我們，又是否應該明白，無視貧富差異的教育改革，已經不足以完成社會財富和地位的再分配？
（原刊於《中國經營報》總第1620期，2005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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